近年来，社会观念的转变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殡葬行业，被人们称为殡葬人的“觉醒时代”。殡葬行业在过去数十年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但随着年轻人加入殡葬行业，为这个传统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相较于大多数的上一辈人对于殡葬从业者的忌讳，越来越多的殡葬师的年轻朋友则对他们的职业表现出了理解与好奇。然而，这并不代表着当前社会对于殡葬师群体的偏见完全消失了，社会歧视依然存在。
对于殡葬师的职业困境，我们或许能从《入殓师》《人生大事》等影视剧作品中得以窥探一二。而事实上，殡葬师这份工作将给他们带来的困境远不止行业偏见这么简单。
一
撕不掉的“晦气”标签
固有的社会歧视和赤裸的行业偏见就像一把钢刀，总是精准地刺入每位殡葬师的情感要害。
一个殡葬师曾在她的个人微博中如此写道：
我穿着防护服站在灵堂外面。里面是家属和主管在犹豫拔管子的事。我就静静地站着，听不清里面的谈话。只看见家属们一边流泪一边指着我说什么。大家都在看着我，在说什么我却听不到。正当我犹豫要不要走开的时候，主管们出来叫我拿工具准备拔管子。
我拿着工具走进灵堂，大家都很安静，只有抽泣声和哽咽声。我突然明白了，刚刚我站在灵堂外面的样子应该很像一个索命的恶鬼吧。我是在告诉他们，时候到了，该走了……”
根据《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8-2022）》对超过1500名殡葬行业一线从业人员的统计，有超过一半的殡葬从业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尹佳跃从事殡葬行业二十多年来，同样也因为由来已久的行业偏见而没少遇到尴尬和心酸之事。
每当尹佳跃的朋友举办喜宴时，他们总会心照不宣地忘记尹佳跃的存在，不约而同地对他隐瞒自家的宴会。即使有关系要好的同学邀请他参加宴会，碍于自己职业的特殊性，尹佳跃自己也会对此进退两难。
刚回西安工作那会，尹佳跃也曾参加过一个老同学的儿子的婚宴。在收到邀请时，考虑到自己的身份，他不是没有过犹豫。但尹佳跃转念想到，这位同学是自己少时在艺校学习时便已认识的老友，请帖也是其亲自送上门来，既然对方不介意自己的职业而诚心邀请，自己不去反倒不合情理了。
亦如预想中一样，老友对尹佳跃的到来表现得很开心。当年一起在咸阳艺校学习的老同学，都被老友安排在了位次靠前的席位。多年未见的同学相聚，尹佳跃罕见地喝醉了，整晚的宴会热闹喜庆又平常。然而第二天醒过来的尹佳跃，妻子的一番话语却让他深刻感受到当前社会对殡葬业的偏见仍旧根深蒂固。
在婚宴上尹佳跃喝得大醉，因此他并不清楚妻子后来的遭遇。当晚在临近宴席结束时，妻子去了一趟洗手间，却无意间听到了尹佳跃老同学的亲家在隔门后的抱怨：“我知道他们关系好，但这是结婚的喜宴，非让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来干嘛？”
话语中的嫌弃之意深深刺痛了妻子的自尊心，让她觉得气愤又难过。虽然碍于情面，她只得当作没有听到，但却也不再同意尹佳跃去参加任何喜宴了，“你以后都别去了，遭人嫌弃，搞得大家都难受”。
此后，对于朋友之间的宴请，尹佳跃一般都会找借口推脱，让其他人帮他把份子钱带过去。就算是去了，尹佳跃也只是在宴会最后的席位上坐坐，跟朋友祝好两句后就默默地离开。
二
婚恋难题
当前年轻一代对于殡葬人表现出了越来越理解和认同的态度，殡葬师们的社交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局限在行业内部，他们可以像其他从事“普通职业”的人一样融入到社会的各个社交圈中。但似乎社交是一回事，婚恋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殡葬师的婚恋圈里，仍然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内部消化”现象。根据《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8-2022）》的统计，有近五分之一殡葬师的配偶与其从事相同或相似的职业，并且有34. 19%的被访殡葬从业者表示工作性质对自己的婚恋有影响。
虽然也有一部分殡葬师与“圈外人士”成为夫妻，但他们却也同样没能避免“内部消化”现象的影响。由于“内部消化”这一婚恋策略地盛行，许多“破圈婚恋”的殡葬师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动地接受了一种设定——作为殡葬师的自己本就应该和其他殡葬师结合，并从而衍生出了对自己婚恋稳定性的隐忧。
苏叶毕业前，就读于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的殡葬专业。在校时，苏叶身边的很多同学都有着恋爱对象。他们或是想通过与学长学姐们的恋爱关系而获得更好的实习资源，又或是了解到殡葬从业者大多只能“内部消化”而提前解决好自己的伴侣问题。对于这种婚恋策略，苏叶显得有些抗拒。在她看来，身边同学的恋爱行为更像是一场目的明确的利益交换。所以在遇到丈夫前，苏叶一直都是一个人。
在常人眼中，殡葬师这个职业神秘而肃穆，实际上他们大都很健谈，他们的业余爱好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逛街、看书。
“但我们的朋友圈非常小，一般都不敢告诉别人我们是从事什么行业的，而且进入工作状态后我们会变得非常严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殡葬说，殡葬不同于其他行业，它所体现的是对生命的一份敬重，在工作中还有许多讲究和禁忌，“你好、再见这样的语言平时很常用，但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是禁语，过年过节，除了父母、兄弟姐妹，我们都不走亲访友。”
这位殡葬师还说，她的一位男同事的丈母娘至今不知道自己女婿是干什么。
其实，在殡葬行业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正如另一位殡葬师说：“就是为逝者画圆生命的句号。”对这个职业的意义，他们早已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所能做的是让生者少面对死亡的残酷，多感受一些安慰。”
在于这些殡葬师们的交谈中，他们提到最多的词就是“理解”。干这一行，很多人不理解，避讳我们。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关注和理解。
三
心理与生理的挑战
殡葬师职业的第三重困境，便是要努力克服殡葬工作对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两方面的挑战。
已有研究表明，殡葬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低于正常水平，工作环境存在一定的职业危害。并且殡葬师的职业防护意识薄弱，是相对弱势的职业群体。在《贵港市殡仪馆工作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中显示，殡仪馆工作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同地区的医院工作人员，主要表现在焦虑、抑郁等方面。并且殡葬师个性越内向，则其焦虑、抑郁的程度越严重。
文月在刚成为殡葬师时，便因为工作内容而时常情绪低落。每年的寒暑假或者清明时期，各地殡仪馆都会前往开设了殡葬专业的国内职院招收实习生。2021年4月，在长沙民政职校学习殡葬专业的文月便通过这一途径去了家乡淄博的某殡仪馆实习。这是文月的第一次临岗实习，她被分配到了礼仪主持岗位，工作内容主要是为丧者主持悼念仪式。
实习之初，文月发现自己的情绪总是被告别会上丧者家属的哭声所牵扯。告别仪式结束了，她却经常很久都走不出生命离去的阴霾。“听到家属哭的时候，我都会陪着家属哭；有的时候我在宿舍休息，听到悼念厅传来家属的哭声，也会觉得难受。”
甚至在文月毕业后刚去济南骨灰堂工作时，仍被易受丧者负面情绪感染的问题困扰着。在骨灰堂工作时，她每天需要接待一些沿袭“三天圆坟”习俗而前来吊丧的家属。
“三天圆坟”是国内民间的殡葬习俗，即埋葬死者三天后家属来帮逝者添土修整坟墓，以悼念亡者并祈求保护后人平安。随着近些年来的殡葬改革，火葬取代土葬已经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城市中推行开来。同时为了节约城市土地资源，火化后的骨灰也提倡统一被安置在公益性的骨灰堂中。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坟墓变成了骨灰堂内的一个小小的格位，但“三天圆坟”这一习俗却仍然保留了下来。
有些前来吊丧家属与逝者感情深厚，常常会在骨灰堂内哭诉近一小时。或是父母在面对早逝子女时控制不住情绪地痛哭，或是子女在悼念父母时轻声诉说着亡者后事的妥善处理和家庭的变化。每次接待完丧者家属，文月都会同他们一起陷入到生离死别的悲伤当中。晚上文月躺在床上休息时，她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些家属在骨灰堂内哭诉的画面。
但工作久了，文月也会像其他殡葬师一样逐渐适应这种负面情绪的感染。尽量让自己不去想、不去看，把个人的真实情感藏起来，甚至是达到一种“麻木”的状态。她慢慢懂得如果不封闭好自己的内心的话，日复一日地活在死亡的第一线，感受到的只会是无尽的身心俱疲。离死亡太近，容易死掉的是自己的心。
在为丧者主持告别仪式时，她开始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参与者”转变为“旁观者”和“服务者”。如同置身事外般旁观着千千万万死者归魂，规规矩矩的机械般践行着自己的工作。亦如律师应该放弃个人主观上的“正义”而为每个人提供同等的法律服务，文月也开始认识到只有控制好自己的个人情绪，才能更好地为丧者及其家属服务。
即使随着工作经历的丰富和生死观念的转变，殡葬师们或许能慢慢找到一些排解消极情绪的方法。然而殡葬工作不仅会给殡葬师带来心理上的压力，有些时候则更多的是一种生理上的挑战。对此，从业多年的尹佳跃深有体会，“有的丧者遗体被发现得很晚，遗体腐化产生的味道以及那个场景对你的冲击，任你见再多次，还是会很难接受的。”
2002年，刚进入殡葬行业仅三个月的尹佳跃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丧者的遗体。他原本负责的工作只是在灵堂进行殡仪主持，但由于民间殡葬行大多是“一人多岗”，所以有时他也需要帮着同事一起入殓亡者。而他的第一次入殓工作，便恰恰遇到了一具高度腐化的遗体。死者已经逐渐消损的遗体和散发出来的腐臭味，让身处现场的每个人都本能地感到生理性反胃。
逝者是上海本地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每天闲下来没事的时候，总会去自家小区附近的公园打打太极拳，平时的身体十分健朗。老人出事的那几天，老伴因为前去照顾坐月子的儿媳而不在家。老人独居，儿子和老伴都会隔三差五地问问他的情况。但老人平时身体好也不服老，因此总是告诉儿子和老伴，“我一个人在家非常好，不用担心。”这也就造成了儿子和老伴的疏忽大意，并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直到老人出事后的五六天，在儿媳妇家的老伴才想起给老人打电话问平安。电话打过去，处于接通状态却没人接听，甚至拨号到手机没电关机，老人那边的电话都始终没有接通。老人的儿子这才意识到可能出事了，慌忙赶到父亲的住所查看，但同样也一直叫不开门。问起自己父亲的近况，邻居们都表示以前经常看到老人在小区附近锻炼，这几天却没看到他出门。去物业查看监控，儿子的心情更是沉到了谷底。监控显示，父亲在三天前晚上回家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家门。
随着开锁公司把房门打开后，前来入殓的尹佳跃和他的同事只觉得一股极为浓烈的腐臭味冲入自己的脑门，他们忍不住地立即呕吐起来。而当他们看到倒在浴室里的老人遗体时，心里更是不由来地生出一股恶寒。
由于洗澡时突发心脏病，老人摔倒在自家的卫生间后，就再也没能爬起来。等到尹佳跃与同事给老人入殓时，他的整个身体都已被水泡发。淋浴头的水不断地喷洒在老人的脸上和胸前，以至于几天过后连白骨都被冲刷了出来。房间的地板上甚至已经爬满了白蛆，被进来的人踩到后，发出了“啪啪”的爆裂声。
如果说殡葬工作所带来的情绪压力只是一时的，殡葬师们总会找到排解的方法。那么一些高度腐化的遗体对于殡葬师在生理感官上的刺激，则是很难适应的。在交流中，多位殡葬师都表示，“你没到过现场，真的体会不到，那种腐臭是正常人完全没办法接受的。”
而这种生理上的挑战，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殡葬师视觉和嗅觉的冲击，特殊的工作环境也常常意味着对殡葬师的身体健康具有实际威胁。《殡仪场所空气微生物污染分析》调查报告显示，殡仪场所尤其是整容间空气中污染的菌种虽然大部分是非致病性细菌，但临床上非常重要的病原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等仍有检出。
四
地位势弱
如果说工作内容的艰辛、社会的歧视以及内部消化的婚恋策略等困境都只是诉诸于个体殡葬师之上的话，那么职业话语权的缺失则是诉诸于整个殡葬行业的困境。
殡仪馆隶属于民政部，其开展的一切殡葬工作都受到民政部门相关制度的约束。但民政部门和殡葬师对殡葬工作的认知有时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在业务一线的民政部门人员实际上很难了解和理解丧者家属的诉求，这种割裂就会让殡葬师在工作遭遇很多无奈。当殡葬师们遇到需要进行特殊处理的殡葬工作时，如果缺少了民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支持，“有温度”的殡葬服务就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职业理想。
即使是在西安当地殡葬业颇有声望的尹佳跃，行业话语权的缺失同样也会给他带来困扰。他曾为一名复员军人服务，这位逝者当时来到西安参加战友的婚礼，不想却发生了意外。由于和战友们几年未见，逝者在喜宴上多喝了几杯。晚宴结束后，逝者回到酒店房间休息，没多久却被人发现已在酒店一楼死亡。关于事发原因，尹佳跃推测道：“那个酒店房间里的窗户玻璃特别宽，又没有防护栏。他当时喝醉了，就误把窗户看成了床，一下子人就直接从四楼摔了下去。”
由于是非正常死亡，这名复员军人的遗体被送往了西安的尸检中心。尸检后，丧者的遗体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同时因为长达十几天地低温保存，丧者全身的皮肤都已被冻得发黑。尹佳跃深知这样的遗体会对丧者家属造成极大的“二次伤害”，因此他请求尸检中心在尸检完成后对遗体进行缝合处理，但这一请求却被尸检中心以不在职责范围之内为理由拒绝。
离家前还是形貌俊朗的孩子，短短半个月后，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躺在父母的面前。丧者的父母看着孩子的遗体，眼泪早已流干。逝者经过尸检后破碎的躯体，更是让丧者父母伤心欲绝。然而，尹佳跃在此次殡葬服务里的无能为力却并不止于此。
因为逝者是宁夏回族人，按照当地的殡葬习俗，丧者的父母需要把遗体转运回家乡进行安葬。但根据西安民政部门的相关规定，遗体不得转运，必须就地火化。面对绝望无助的丧者父母，尹佳跃很想满足他们把孩子带回家的愿望。于是他向当地民政部门接连递交了三份请求遗体转运的申请书，但最后都被驳回了。
尹佳跃只是一个负责处理死者后事的殡葬师，无权干涉尸检中心的工作，更不能违背民政部门的规定。他唯一能做的，只是在火化前为丧者缝合好破碎的遗体，修饰好丧者已发黑发紫的皮肤，让逝者父母在最后告别时刻能看到丧者原本的样子。
“管办分离”是当前殡葬工作管理体制的基本现状。在这一现状下，如何平衡好殡葬工作的市场化和公共性则显得尤为重要。如何既坚持殡葬的公共性，使得殡葬工作符合最为广大群众的利益；又推动殡葬服务的市场化，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要，尚在摸索中。
到目前为止，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殡葬法。现有的法律依据，还要追溯到1997年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随着社会的发展，殡葬工作内容、工作理念和管理对象都在这二十多年里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虽然此条例在2012年也曾有过一次修订，但在修订内容的力度和深度上，并不能适应新时代殡葬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要求，2018年民政部对《殡葬管理条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并发布了《殡葬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但由于各方分歧很大，该修订未能顺利推进，而不具有法律效力。
2023年，民政部将《殡葬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纳入到了年度立法计划中；同年度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潘保春建议加大对殡葬业的立法研究，尽快出台《殡葬法》，通过立法规范行业发展；2024年9月23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陆治原部长在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提问时明确指出，我们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管理，推动殡葬等领域加快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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